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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隻要我在我第一個上

Pubdate:2020-03-26 11:59
        

  在海河醫院,於除了呼吸與危重症科副主任這個身份外,還有很多頭銜──科裡的定海神針、紅區的插管敢死隊隊長、病人的心理康復師、同事的知心大哥……在紅區,這位白衣戰士挂在嘴邊的口頭禪是:“隻要我在,我第一個上。”

  今年1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武漢蔓延,隨后漸漸愈演愈烈。1月15日上午,於突然被叫到市衛健委參加全國新冠肺炎的視頻培訓會,隔天,天津的培訓也正式開始了。為了提早對這種新型病毒進行分析和研判,天津市成立了相關專家組,有著近18年呼吸科工作經驗、參與過H7N9、MERS、埃博拉等疫情防治工作的於成為了專家組中的一員。

  2月25日,一直奮戰在一線的於出現了發熱症狀,隨后被診斷為新冠肺炎普通型患者。這位和傳染病打了近18年交道的呼吸科傳染病專家,這一次也和他救治過的患者一樣住進了隔離病房……

  原本准備回老家寧河過年的於和愛人早已買好年貨,他盼著和老娘坐在床邊聊聊天。這一年,因為工作忙,他隻回去過一次。可是,於又讓家人失望了。

  1月18日,於帶領17名醫生和35名護士迅速組成了第一批醫療隊,隨時待命。期間,他參與制定了院內運送患者的徑,並對病區醫護人員進行了培訓。

  “因為海河醫院是戰備醫院,常年都進行傳染病防控和救治的演練,而且我們也參加過多次傳染病疫情的救治工作,當時心態還是很平和的,假如疫情真的來了,那就以平常心對待吧。”於說。

  1月20日,我市出現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1月21日凌晨,接到轉運病人的指令,於和同事們迅速集結等待患者的到來。當120急救車疾馳到感染大樓門前時,於一邊迅速按照操作流程指揮大家運送病人到病區,一邊在腦中運轉著治療方案。

  “因為第一例病人來的時候病情比較重,當時是發燒、喘息的狀態,伴有高血壓、糖尿病,還下過心臟支架,狀態很差,都不太清楚了。”於回憶說。

  翻開初診醫院的病例記錄,於發現,這名病人在一個月前剛剛因腦梗進行過靜脈溶栓,也就是說,她目前仍處於高危期。“決不能讓病人的腦梗再復發,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於心裡想著,早一分鐘進行救治,就會早一分鐘回患者的生命。監測血壓、血氧、高流量吸氧、靜脈給藥……於有條不紊地指揮大家開展工作,各項治療及時且有針對性。經過一夜的搶救,病人的各項生命指征終於趨於正常。

  由於高度緊張,再加上守了病人七八個小時,走出病房脫下隔離服的於出現了明顯的脫水症狀。灌下一瓶礦泉水后,於腦子裡又冒出一系列問題:這個病人是如何發病的?去過哪些地方?接觸過什麼人?如果這些問題找不到答案,意味著還會有更多人被感染。

  “必須把這些和患者接觸過的人都截住!”想到這兒,於再次穿上隔離服來到病人床邊,向患者詳細了解她近期的經歷,並一一記錄下來提供給疾控部門。正是於及時提供的這些線索,對我市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后續處置工作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從1月21日收治我市第一例確診患者開始,一個隔離服上寫著“於”三個字的身影就不分晝夜地出現在“紅區”。作為呼吸科危重症方面的專家,隻要有病人出現問題,同事們都要去問於主任。“他就是我們科裡的‘定海神針’,有他在我們心裡就不慌。”於的同事邵紅霞說。

  一次,於在夜裡時發現,一位使用呼吸機的患者即便在高流量吸氧的情況下,仍出現呼吸困難的情況,面部表情很痛苦,而且出現躁動。再仔細觀察監護儀,血氧指數並沒有什麼問題。憑借多年的臨床經驗,於很快判斷出這位患者很可能是由於痰堵出現了呼吸困難,如果不及時做氣管鏡清痰,很可能出現生命危險。氣管鏡手術是在患者氣道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將鏡子深入患者氣道進行手術操作,是呼吸科的一種常見治療手段。

  “如果病人氣管痰特別多的話,隨著壓力的釋放,痰液很有可能會從氣道裡噴出來,有時候我們在操作時會噴一兩米遠,隔離衣、護目鏡上噴得到處都是。”邵紅霞說。平時,人在打噴嚏時,從口腔噴出的飛沫就像高速列車一樣,時速可達177公裡,而醫生給新冠肺炎患者在氣道處於開放的狀態下進行手術,帶有病毒的高濃度氣溶膠會從氣道瞬間噴涌而出,此時,站在患者身邊實施氣管鏡手術的醫生就成為離險境最近的人。也因此,那些給病人插管和實施氣管鏡手術的醫生也被戲稱為“插管敢死隊”。

  一邊是病人的安危,一邊是被感染的風險,面對一切未知的結果,作為一名黨員和整個病區的負責人,於這個“插管敢死隊隊長”當即決定隻留下一名助手,並將其他三名醫護人員推出了病房。

  為了盡快操作,於迅速取出防護頭罩,這是一套正壓防護頭罩,戴上它后,由於內外氣壓差,病毒幾乎不可能進入正壓防護頭罩內。為了解決缺氧問題,頭罩后面還外接了一套新風系統,保証醫生呼吸順暢、視線清晰。手術開始,於順著打開的氣道,小心翼翼地伸入氣管鏡,一點一點向下探查,“這次不同以往,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病人的安危就在此一舉了。”於從容操作著,眼睛緊盯著監視屏幕。氣管鏡順利抵達氣道底部,果不其然,氣道遠端出現了大量痰栓。原因找到了,於稍稍鬆了口氣。接下來,就是清除了。接過助手遞過來的鑷子,於輕輕夾到痰栓,沒想到這些痰栓由於積累時間長已經變硬,直接夾取是不行的。借助其他工具,於輕輕切碎痰栓,近百塊隻有幾毫米的痰栓被於一點一點夾出,直到最后全部被清理出氣道。

  以往在於看來再熟練不過的操作,這一次卻顯得格外艱難。“因為我們用了最高等級的防護設備,所以操作起來特別費勁兒,三層外科手術手套影響了手指的靈活度,為了將對病人的傷害降到最低,我必須下手要穩。”這次氣管鏡手術做了一個多小時,而在平常,隻需要10到20分鐘。

  幸運的是,手術后,患者的情況有了明顯轉好,呼吸、血氧都趨於正常。走出病房,摘下正壓防護頭罩,早已被汗水浸濕的於長舒一口氣。

  “我們就像看了一出情節驚險的大戲,誰也不知道過程中會發生什麼。”於的同事付莎莎這樣描述她和同事們當時的心情。

  為了進一步凝聚戰斗力,海河醫院第一批進入“紅區”的黨員成立了臨時黨支部,之后,於又多了個臨時黨支部的身份。在隔離病房接受治療時間長了,很多病人或多或少會出現情緒和心理問題,作為護理他們的護士往往會承受很多心理壓力。這個時候,醫護人員的“知心大哥”於就會出現。一次,一位年輕男患者執意讓護士外出給自己買需要的物品,護士向他耐心解釋也得不到理解。這位“90后”年輕護士不堪心理壓力,走出病房后偷偷抹淚。於看到后,來到病房找到小伙子,笑著對他說,你們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她還是個女孩子,誰在家裡不是個寶?現在她和你一樣待在這裡不能出去,還照顧著大伙兒,你要有顆寬容的心對不對?就是在這種和風細雨下,於化解了不少醫患矛盾,更幫助解開了很多醫護人員心裡的疙瘩。

  “我們聊天時,可能偶爾的一句話,今天誰又被哪床的病人給折騰了一通,小護士都掉眼淚了,於主任聽到就會問我,誰呀?叫過來聊一聊。每次肯定能把大家給哄好。”劉春榮說。

  付莎莎是呼吸科的一名主治醫師,進“紅區”的工作經驗較少。2月底,因為要進入重症區工作,付莎莎感到前所未有的緊張,偏偏這個時候嘴周圍起滿了泡,她心想,如果病了,免疫力肯定很低,被感染的風險就大了。付莎莎把自己的顧慮告訴於后,於默默為付莎莎買了藥膏,“他囑咐我用上藥膏,不要亂想,沒有心理負擔病很快就會好了。”付莎莎說,其實,於主任每天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工作就是窩在宿舍裡看文獻、看資料,基本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但要是聽說誰有什麼問題,隻要有時間他肯定會幫忙。

  “有時去救治、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是於多年不變的從醫信條。在於看來,作為醫生,自己除了要緩解病人身體上的痛苦,還要對病人進行心理上的安慰,這種心靈上的撫慰往往會給病人帶來戰勝病魔的信心。

  1月23日,於所在的一病區收治了一位72歲湖北籍老人。當時,這位老人患有多種基礎性疾病,情況危急。由於飽受病毒,在天津舉目無親,老人出現了煩躁、悲觀的情緒,不肯配合治療。

  “因為他呼吸苦難,我們給他戴上了呼吸面罩吸氧,可能是他感覺不習慣,我們一轉頭他就把面罩摘掉了。”感染四病區護士長劉春榮說。由於語言溝通不暢,再加上老人的情緒始終不穩定,醫護團隊面臨無法繼續治療的窘境,劉春榮隻能向已經查完房准備休息的於求助,於二話沒說,面帶笑容來到老人身邊。由於老人戴著面罩發出的聲音很悶,於也因戴著口罩和面屏說話不方便,最初,兩個人的交流非常困難。於突然趴到床邊,在老人耳邊一字一句地解釋。劉春榮見狀趕緊大喊:“於主任離遠點!你這樣太危險了!”可於依然向老人一邊比劃一邊解釋。經過半個多小時的勸說,老人終於慢慢理解,開始配合治療。“於主任出了病房摘下口罩,裡面是一兜水。”劉春榮搖搖頭說。

  2月23日,經過一個月的救治,這位老人康復了。出院時,老人流下了眼淚。他說,住在重症監護病房的這些日子,他悲觀到連自己的后事如何處理都想到了,但在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和照護下,最終戰勝了病魔。“真是沒想到,我還能回家。要不是於主任和醫生護士們給我打氣,我都不敢想還有今天!”老人臨走前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另一位經於救治的女患者初入院時隻有低熱症狀,情況平穩,但在住院后第二天早晨,這位患者突然高燒到39攝氏度,躺在床上不吃飯也不說話。於判斷,這位病人前一晚和醫生對答如流、情緒良好,第二天就出現這些症狀,在排除病情發展的情況下,很可能是負面情緒過多導致了心理問題。於是,他和患者開玩笑地說:“大姐,您的病情沒那麼重,像您說的走不了、喘不上氣也是您自己把自己嚇的。這樣吧,您給我三天時間,這三天,我負責治病,您負責吃好喝好,沒有抵抗力,病毒肯定把你。”僅僅3天,笑容重新出現在這位病人臉上,她的病情也有了明顯好轉。

  讓於沒想到的是,就在這位患者出院后的一天,他接到了院內投訴部門打來的電話。了解情況后於才知道,原來,這位女患者想送給於一面錦旗,由於海河醫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后,很多部門的電話都已經停了,女患者隻能輾轉將電話打到了投訴部門。后來,這位患者通過於的同事在微信上給他轉了一面電子錦旗。

  於常說,病人順利康復是對醫者最好的回報。每次看著那些確診患者痊愈走出醫院大門,他的心裡都是滿滿的高興。同時,於也沒有放鬆緊繃的那根弦,他說,隻要還有一個病人就說明這場戰爭沒有徹底勝利。

  疫情發生后,於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回家了。本來他可以跟隨進入“紅區”的第一批隊員撤出醫院休整,但因為心裡放不下病人,他執意留在醫院。考慮到於的身體,院領導下了死命令,讓他至少休息一個星期,沒想到,隻過了兩天,他又悄悄溜回醫院,出現在病區裡。

  “還是不能放鬆,我負責重症病區,如果醫護人員交換得太頻繁,對重症病人一手資料的掌握可能就差一點,所以我一定要在,尤其是這個時候。”

  然而,堅守在一線一個多月的於,在2月25日出現了發熱症狀。兩天后,於的核酸檢測結果顯示為陽性,隨后被診斷為新冠肺炎普通型患者。這位和傳染病打了近18年交道的呼吸科傳染病專家,這一次也和他救治過的患者一樣住進了隔離病房。

  就在人們心急如焚等待他的消息時,當晚11點,於在朋友圈發出了入院后的第一張照片,這是一張他身穿隔離服的照片,照片中的於面帶自信的笑容,手比V字形。配圖文字隻有四個字:一切安好!這簡單的四個字,給了所有關心他的人莫大的安慰和鼓勵。

  目前,於正在按常規接受治療,狀態良好。在病房裡,他依然是同事們眼中總是挂著微笑的於主任,他也終於有時間和愛人、孩子打打電話,聊聊微信。

  “他這個人就是個工作狂,平時打電話沒人接、微信不回的狀況很平常,你問他一件事,隔三四個小時才可能回你一個字。”於的愛人華瑩無奈地說。作為生活在一起16年的夫妻,華瑩也深知,大疫當前,不讓丈夫這個白衣戰士上戰場是不可能的,雖然有心疼、雖然有不舍,但她仍會理解和支持。

  於的女兒今年已經上初三了,於有空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微信裡給女兒發幾句鼓勵的話,字裡行間流淌出一個父親的溫情。“我相信爸爸,您會平安回來的!”面對女兒的鼓勵,於這個一直和病毒抗爭的白衣戰士心底一片溫暖。

  現在,於有了更多休息的時間,但是,他每天除了治病還會向同事問問病人的事,他總是說,我沒事兒,等我好了還得和你們一塊兒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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